東西問題丨楊恵林:「外国の想像力」を超えて「世界の中の中国」を見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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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北京10月19日电 题:超越“异邦的東西想象”看“世界之中国”。
——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、問題外国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。丨楊国を
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。恵林
以“构建发展共同体,の想像力共创人类新时代”为主题,を超第二届通州·全球发展论坛于10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。えて受邀出席论坛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、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19日在主题为“多元文明历程与全球文明发展”的の中の中分论坛上与多位外籍学者论道。
第二届通州·全球发展论坛于2024年10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。見る来自近40个国家的東西千余名中外嘉宾齐聚北京共商全球发展,共话人类文明。問題外国裴心语 摄。丨楊国を“从‘世界之中国’的恵林角度看,我们的の想像力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破解‘古今中西之争’。”杨慧林日前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时表示,中西方亟待思想层面的深入对话和双向阐释。中西互鉴的对话式研究,应该是超越“异邦的想象”、破解“古今中西之争”的路径和前提。
第二届通州·全球发展论坛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,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发布《人类2050:人与社会全面发展》报告,首次在论坛上提出“全面发展目标2050(CDGs 2050)”等原创概念。裴心语 摄。。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。中新社记者:从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到武夷论坛再到此次通州·全球发展论坛,您常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对话,探讨文明交流互鉴。不同文明之间为何能实现互鉴?
。杨慧林:我们倡导文明互鉴,首先应该思考什么是“互鉴”。互鉴,现在一般英译为mutual learning,即相互学习。但实际上中文“鉴”字与英文reflection(有反映、反思、表达、沉思、回忆等多重含义)之间有着更有意思的关联,所谓“互鉴”正是一种相互之间的reflection。在英文中,mutual reflection具有多重涵义(polysemy)及模糊空间(ambiguity),恰与中文“鉴”字的一字多义相似,因而二者亦可互释。从“互鉴”一词的中英文互释即可看出,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基础性的共通之处。
实现互鉴的重要前提和方法是比较。中文语境下,《说文解字》言,“二人为从,反从为比”;《汉书》载,“气同则合,声比则应”。《广韵》则解释“较”为:“与校通,比较也。一人独校曰校,二人对校曰雠。”这就是汉语本身的内在结构,包含着“相与”而“共在”,而不是“由己”而“求同”的逻辑。这种“对言结构”可见于整个中国传统。
“相反以见相成”的内容在中国文化典籍中非常多,其思想原型可从《周易》说起,例如《易传·系辞上》的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;《道德经》也说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,长短相形,高下相倾,音声相和,前后相随,恒也”;在《庄子·秋水》便是“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”。
西方著名宗教史家米尔恰·伊利亚德(Mircea Eliade)经过详尽的考察后仍相信,“阴阳消长和相生相成”包含着“中国思想的原创性”。从现代话语方式来看,中国人在讲“同”的时候,其实更多是在讲“共”。中国人既可以说和而不同,又可以讲天下大同;既支持各国保持自身文化特色,又主张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。命运与共、美美与共,也是因“相与”而“共在”,并非由“一己”而“求同”。人类命运共同体之“同”并非与“和而不同”相对立,由“共”释“同”恰恰是中国思想的独特性。
这就能理解,我们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译为“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”,用“shared future”(侧重表“共”意)而非“common destiny”(侧重表“同”意)。
2014年5月,多国学者在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共同提出《在文明对话中培养人类福祉之责任意识共同协定》的倡议,并在该倡议书上签字。中新社记者 梁犇 摄。。中新社记者:您精研比较文学、哲学数十载,从语言文学和哲学思想层面上看,中西方怎样才能更好地发现并理解对方?
。杨慧林:中国和西方之间能够“发现彼此”,其基本关联应是在思想、文化层面的“互释”,既是相互阐释,也是相互发现。
例如,法国著名诗人谢阁兰(Victor Segalen)写的东西可谓“非常中国”,被誉为“法国的中国诗人”。他有一本著作《画&异域情调论》,其中的论题包括“夏朝的危岌”“商朝的败亡”“周朝的羞耻”“秦朝的皇陵”“西汉的禅让”“东汉的狂奔”等,简直完全是“中国化”。谢阁兰另外有《异域情调论:一种“多异”的美学》。他把“多异”看成是所有异域的、异常的、意外的、惊异的、神秘的、超人的乃至神圣的,都用“divers”来表达。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体现出“他性”,也就是欧陆哲学的“otherness”或“alterity”。有趣的是,中国文化经常被法国人看成是“多样性”的坐标,中国和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往往互为“异邦的想象”。
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、经济模式都有所不同,其背后则是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。中国与西方交往过程中,我们常说有“三大支柱”——经贸、政治、文化,实际上以法国为例,中法之间最开始并不是商贸往来,而是文化之间的相互认识、沟通乃至欣赏,这种真正深层次的沟通非常重要。
中国与西方许多国家之间都有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,以文化活动为推手,以学术交流为依托,以“东西互鉴”“达己达人”为进路,也取得了重要成效。当前背景下,中西方亟待思想层面的深入对话和双向阐释,从而才能为中国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升级转型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,为当今世界的紧张关系和利益格局输入必要的平衡机制,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奠定持久的长效基础。
2024年10月9日,中法数字海洋文化月系列活动之浪漫星球-“海洋-科技”在地研究与艺术共创项目成果展开幕式在福建长乐数字教育小镇101艺术潮玩中心举行。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。。中新社记者:在“世界之中国”的今天,我们应如何超越“异邦的想象”、破解“古今中西之争”?
。杨慧林:按照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·布罗代尔(Fernand Braudel)的说法,“没有法国史,只有欧洲史;……没有欧洲史,只有世界史。”梁启超则在《中国史叙论》中将黄帝至秦代的“上世”称为“中国之中国”,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清代乾隆末年的“中世”为“亚洲之中国”,“与西人交涉竞争”的“近世”则是“世界之中国”。
从“世界之中国”的角度看,我们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破解“古今中西之争”,而中西互鉴的对话式研究,应该是超越“异邦的想象”、破解“古今中西之争”的路径和前提。正如著名西方宗教研究学者麦克斯·缪勒(Max Müller)在其名作《宗教学导论》中所言,“所有的高深知识都是通过比较获得的,并且是以比较为基础。”文明互鉴也需要在对话和比较的方法下进行。
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、大华讲席教授杨慧林10月19日在北京出席第二届通州·全球发展论坛。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摄。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米歇尔·埃斯巴涅(Michel Espagne)教授和我有过多次对话。他曾公开表示,“当今世界越是充满冲突和误解,就越是需要学术层面的对话,只有‘对话式’的学术研究才能帮助人类达成真正的相互理解。”我非常赞赏他的看法。
我们主张的“文化自信”,也必然取道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。通过文明对话,你会发现,如果没有对话,不仅是我们不了解别人,可能对自己也不够了解。对话不仅是自我表达,也是在比较中自我辨识;不仅是让他人理解我们,也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。对话式的研究既是在比较中重述中华文明的独特肌理,也是针对西方话语的叙述模式;既启发了重访自身传统的机缘,也为“进入”西方知识系统提供了可能。
事实上,中国现代学术本身就是中西对话的产物。例如吕思勉认为,世界上并无真正相同的事情,“所谓相同,都是察之不精,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”,但是“各别的文化,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”,所以“欲了解中国史,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”。钱穆也表示,“最近学者,转治西人哲学,反以证说古籍,而子学遂大白。……余杭章炳麟,以佛理及西说阐发诸子,……绩溪胡适、新会梁启超继之,而子学遂风靡一世。”。
冯友兰更在其用英文出版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中“以西释中”,不仅从孟德斯鸠式的“地理环境”说明“普天之下”和“四海之内”,以释“中国文明、特别是中国哲学何以为然”,还将儒家“内圣外王”(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)比之于柏拉图的“哲学之王”(philosopher-king),将“反者道之动”(Reversal is the movement of the Tao)比之于黑格尔“一切都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”(Everything involves its own negation)。他认为,任何一种哲学都包含着“恒久的”(permanent)的观念,也包含着“可变的”(changeable)和“共同的”(in common)因素;因此不仅差异之间可以比较,而且可以“用彼方的概念(in terms of the other)予以翻译”。
正如英国诗人威廉·布莱克(William Blake)有一首诗《天真的预言》(Auguries of Innocence),徐志摩、田汉等人曾多次将其译成中文,措辞却基本一样:“一沙一世界,一花一天堂。”这一相似的翻译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理解结构之中,因为“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”式的表达在《梵网经》《法华经》等佛教典籍中随处可见。这也许是“异邦的想象”,但最后达成了多样性的互释。(完)。
。受访者简介:
杨慧林。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。杨慧林,文学硕士、哲学博士,中国人民大学大华讲席教授,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。先后担任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、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、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等,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宗教学研究。近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《意义》(2018修订版)、《神学诠释学》(2018增订版)等,以及英文论文集Christianity,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Culture(2014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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